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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将行为说的主张具体化，可以得到两个重要方面的体现。

[71]然而，这些学者中有人在阐述判断余地和裁量时，仍将两者分开，并列出了三个理由：一是两者通常借助它们规范上的文字表述来区分，以致更易根据规范的文义来认出裁量，对裁量的解释工作量也比判断余地小。王天华：《行政裁量与判断过程审查方式》，载《清华法学》2009年第3期。

裁量瑕疵包括以下几种：（1）裁量逾越，即选择了不在规定范围内的法效果。[31]上文的讨论的确也表明，不确定法律概念与裁量均涉及法律授权行政机关予以填充的一定空间，行政机关的评价权衡在具体化法律规范时必然发挥着作用。在我国行政法面临着重新概念化和体系化，并且急于消除理念、理论、制度和事实认定上诸多疑难杂症的艰难时刻。首先，司法审查所权衡的内容不同。[8]Vgl.Hartmut Maurer,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18.Aufl.,2011,S.155 f.我国学者也有类似观点，参见刘飞：《行政诉讼制度专题研究：中德比较的视角》，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75页。

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2-83页。[18]（二）对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解释与行政裁量有不同的司法审查要素上述对裁量和解释不确定法律概念加以区分的传统源于德国，自然可以争论我国应否继受这一传统及其对应的司法审查方法。 王书成，法学博士，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中国法与比较法研究中心研究员。

民初共和国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回避了正当性寻求这一命题，还弥漫着孙中山所秉持的军政思想。[74]革命之后，正当性问题也要予以解决，虽然各国于此在路径上会有所差异。不仅如此，清王朝还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守土长官，而且革命为内政问题，并非排外，国际情势不许瓜分中国，纵令引起干涉，也不足惧。现政府无改良可能，惟有将其推翻，所以要想救国就必须进行民族革命。

而对宪政共和主义来说，卢梭式的思考取向很容易造成多数专制的谬误，将宪法建基于国民意志之上也将导致体制的不稳定。伊尹之于太甲，霍光之于汉昭，皆是此类。

与美国革命相比较来看，就权威及正当性而言，美国的经验比较精妙或者说机缘巧合地处理好了立国之后权威塑造与正当性寻求这对命题。由此，地方军阀所寻求的是所在省的权力自治，意欲摆脱中央控制，可以进行地方权力独裁，而不是给人民一个自治的政府。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权威的缔造也是为了巩固正当性。即使罗马的政治实践也没有离开权威作为支撑，这就是权力在人民，权威在元老院。

如阿伦特所说，革命之后，虽然权利与权力都可以纳入宪法，但绝不是要体现人民的新的革命权力(new revolutionary power of the people)，[64]相反，是要通过立宪政府来排解革命的继续，从而稳固新的政体。国粹主义谓保存己国固有之精神，不肯与他国强同。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自强运动，至中日甲午战争，为时三十余年，结果均以失败告终。[18]黄遵宪指出：(日本)近世以来，结交欧美，公使之馆，衡宇相望，亦上自天时地理、官制兵备暨乎典章制度、语言文字，至于饮食居处之细，玩好游戏之微，无一不取法于泰西。

[38]民权观念当然会在很大程度上潜在地消磨国家至上的君权政制，正所谓唱民权必废君主，唱民权必改民主，[39]进而在本质上为革命派的革命补了功课。古之共和，明明有君，恶得引为无君之解哉？这显然是一种非学理性辩论。

[27]参见《檀香山兴中会盟书》，前引[10]书，第20页。《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袁世凯召开的约法会议中被废除，接下来便是《中华民国约法》，之前的责任内阁制则变为了总统独裁制，由总统大权独揽。

辛亥革命的成功，从共和的角度来说，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革命和共和的交融，但之后的失败则在于未知共和之原理。循着共和与现代革命的历史性交融关系，反观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不仅主张共和，倡导民权以立宪，从而竭力开启一个全新的开端，而且明确宣称全面革命(包括颠覆专制的政治革命和驱除异族的种族革命)，并在手段上以实力为重点，反对改良派的要求路线。关键词: 辛亥革命 现代革命 立宪共和 共和主义 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划开了帝制和共和两个时代。具体分析可参见林达：《不光荣的光荣革命》，《东方早报》2011年6月5日。转引自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但是后来，护国制下的议会滥用司法权，迫害非清教人士，引起人们对独立行使司法上诉权的上院的怀念。

在康德看来，对共和而言，其关键在于政府形式，而非国家形式，因为即使全体人民掌握了立法与行政二者合一的主权，仍然违反权力分立的宪政原则，而必然是一种专制政治。首先，从权力和权威的概念区别来看，立国的关键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权威的塑造，而非仅仅停留在权力的累积或革命理论的继续上面，因为权威可以巩固权力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98]至于立宪文本采纳君主立宪与否，在本质上并非践行共和的必要条件，因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英国虽实行君主立宪，但却行共和精神，实行自治、代议制等等，而南美诸多国家虽宣称共和，但远没有践行共和之精神。其次，《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总纲中明确增定了人民主权原则，其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第1条)，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第2条)。

[2]从目前史学研究的角度来看，一般认为，辛亥革命乃至所宣告立宪共和的失败，[3]主要原因在于只知共和，不知共和之原理，[4]而对于为何不知共和之原理则着墨甚少，虽然于历史片断中在君主制与共和制的抉择上曾发生过激励的争辩与较量。从历史比较来看，对于共和而言，关键已不在于采取何种统治形式，而在于有限政府的确立。

正因如此，美国制宪的创生于法秩序的政治避免了卢梭普遍意志论以及法国大革命的宪法制定权论中过分强烈的决断主义面向。可以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再次使得民初共和国的建设偏离了正道。[61]参见前引[8]，荆知仁书，第222页。[95]参见刘训练：《共和主义的复兴当代西方新共和主义的局限与困境》，《国外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同样，对于积极参与公共生活这一共和要义，在民国初年，从同盟会，到国民党，再到中国革命党，当时所有的政党以及政治团体在选举以及组织集会方面都很不成熟。[101]See Ch'ien Tuan-sheng，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p.73.[102]前引[2]，HannahArendt书，第143页。

如阿伦特指出，宪法不过就是一种民族意志的表达，而要受制于多数意志。就代议制的运转来说，虽然从民初各部宪法文本的规定来看，由国会选举总统一直是民国初年各项约法的共同特点，但实践中的代议制往往徒具形式，并未行共和之实，甚至与其背道而驰。

[115]同上书，第150页以下。[9]参见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04页。

[56]周阳山：《宪政与民主》，台北书店1997年版，第13页以下。[51]历史经验告诉人们，宪法已为现代革命的最终产品，[52]民初立宪之理自蕴其中。这在很大程度上已遵循了一种人治的逻辑，根本无法体现立宪高于并制约权力的共和思想，从而与共和国建设所内在要求的立宪政府、限制专权、遵循法治等原则难以一致。[40]这些都表现了孙中山所描绘的共和图景已与传统专制决然分裂。

比如，由于选举总统需国会组织总统选举会，而出席宪法会议的人数仍未足总统选举会所需要的法定人数586人，总统候选人曹锟便公然发给各议员5000元贿选费以图得选，并修改国会组织法。[43]在这样的历史积淀下，基于英国自身的历史、文化等因素，英国才走上了君主立宪的道路，而且本质上就是一种共和制。

[105]当然，共和原理中的代议制运转具有特定的原则，因为共和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以政治参与为核心的积极自由，不管其作为工具性还是目的性。[28]虽然史学界一般认为辛亥革命的战果最终为袁世凯所篡夺，但就革命本身而言，无疑是胜利的，因为其彻底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

由此，也可以理解史学界的倾向性结论，即共和革命派获得优胜，甚至全胜。[109]亚里士多德的人是政治动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此展开的。